贝姨是巴尔扎克笔下相当特殊的一个形象。小说以其命名，可见作家对她的重视。她为某种情欲所左右，但色调构成却十分复杂。
集“丑”与“恶”于一身，是这个人物给读者的第一印象。作家为她勾画了一幅令人生厌、令人生畏的漫画像，又赋予她同样令人生厌、令人生畏的嫉妒心。这种仿佛与生俱来的怪癖心理，侵扰着她自己的灵魂，也破坏着别人的幸福；在与瓦莱丽的淫荡结合后，更形成为一种巨大的，甚至能“毁灭整个城市”的邪恶力量。 但是，贝姨的形象又远非“恶”的化身。作家把《贝姨》和《邦斯舅舅》同列于《穷亲戚》的总题之下，而“穷亲戚”却是贫富分化的社会中的受害者，巴尔扎克对之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老音乐家（指邦斯舅舅一一笔者注）是穷亲戚，心地善良，受到不公正的重压；贝姨是穷亲戚，生活在三四个家庭之间，受到不公正的重压；一心要为她的痛苦复仇。”①由遭受“不公的重压”而生嫉妒之心，由嫉妒而不择手段地报复，这就是贯穿贝姨这一形象的线索。人们难以用行为的卑劣可鄙去否定其动机的合情合理，也难以用动机的情有可原来肯定其行为的刁钻狠毒。形象的底色就是驳杂微妙的。 不仅如此。在作家笔下，贝姨还是一个处于“野蛮人”和“文明人”，或者说是“乡下人”和“巴黎人”交叉点上的人物。作为“野蛮人”或“乡下人”，她贫困、勤劳、憎恨人间的不平等，具有充沛的精力和顽强的意志，同时，她又丑陋、自私、隘、愚钝、凶狠、残忍。来到巴黎，在受到“京城的影响”，“知道了法律、认识了社会”之后，她开始用理智抑制情欲，以“文明”驾驭“愚昧”，形成了更为繁复的色彩。一方面，贝姨对不平等的感受更加强烈了，因而复仇意识也更加强化，嫉妒激愤之中，似乎已包含着某种反叛的因素。另一方面，巴黎又以它的“文明”腐蚀着“这个乡下人的本性”，使她变得工于心计，藏巧于拙，于不动声色中把阿黛莉娜一家搅得鸡犬不宁，分崩离析。经过“文明”修饰的“野蛮”，显示了更加恐怖的力量。 如果我们不执拗于简单化地界定人物的正反面或规范其阶级属性的话，那么，我们就不难通过贝姨的形象看到作家对社会堕落的深刻揭露。社会的不公正在制造着愤懑、叛逆，也在制造着畸形、变态；社会的腐败既侵蚀着于洛式的贵族，也侵蚀着贝姨一类的穷人。在对立的两极背后，同样可以透视到社会的深重罪恶。贝姨在千方百计戕害对手的同时，也使自己陷进了肮脏的泥潭，毒化了自我的灵魂，直至毁灭了自己的生命。巴黎时期的贝姨，嫉妒之火中已包含着对金钱、权势、虚荣的渴望。她是社会不公正的受害者，又以并不公正的手段来对付社会。
贝姨这一典型，属于巴尔扎克风格，也显示着巴尔扎克创作的深化。这是一个“偏执狂”式的人物，又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合体：城市与乡村、文明与野蛮、反叛与沉沦，巧妙地交织于一体，融进了丰富的生活内涵和社会意识。 象巴尔扎克的许多创作一样，这也是一部近距离反映现实的作品。作家动笔于一八四六年八月，一八四六年十月八日至十二月三日在《宪政报》上连载，一八四六与一八四七年之交修订编辑成书。一八四八年收入《人间喜剧》初版第十七卷。而作品主要情节的起止年代是一八三八年七月至一八四六年二月。因此，可以说作家新写的是刚刚过去的，甚至是尚未完全过去的生活。
这段时期，属七月王朝后半期，是社会弊端日益显露的时期。马克思曾作过这样的概括：“在一切地方，上至宫廷，下至低级的咖啡馆，到处都是一样卖淫，一样无耻欺诈，一样贪图不靠生产而靠巧骗他人财产来发财致富。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上层，不健康的和不道德的欲望以毫无节制的、甚至每一步都和资产阶级法律相抵触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种形式下，投机得来的财富自然要寻求满足，于是享乐变成淫荡，金钱、污秽和鲜血就汇为一流了。”① 马克思从腐败的现实中探寻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的根由。巴尔扎克对革命不感兴趣，甚至颇有抵触，但他却以史家的真诚和艺术家的敏感，勾勒出这幅荒唐绝伦的图画，仿佛也预示了现存秩序的难以为继。
